更新时间：2024-07-20 15:05:57
中医学的诸多问题，都可以归到钻进去和走出来两部分，钻进去要解决的是家底不清，走出来要解决的是方向不明，而后者又恰恰高度依赖前者。
钻进去是解决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分歧、驳杂、古今矛盾等问题，为的是让基本概念清晰化，需要通过梳理源流，删除人为的驳杂，修剪掉多余的枝叶，让中医学更加简洁、清晰。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做的尝试。
什么是身体的控制中心？这是个原初问题。
人类在古典时期，统一的意见都是意识控制身体，所以跟意识有关的器官就是医学研究的关键，阿拉伯医学特别重视研究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，原初的切入点就与此有关，最早人类普遍都认为心是意识的控制中心。后来西方医学循着这个路径，一直找到脑和神经系统，不过这一路径的展开。现代临床出发，对于死亡的认定就发现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，一开始认定死亡是脑死亡，后来从临床发现，脑死亡也不一定意味着死亡，于是就做补丁，多加一点限定条件，来修补一下脑死亡，但这样就不是肯定的回答。
《内经》大体也认为心为身体控制中心：『心者，君主之官也』、『心，生之本』，正如《荀子》所讲：心，形之君。又说『凡十一藏皆取决于胆』，则出现了歧义。
《难经》留下了一处伏笔：『所谓生气之原者，谓十二经之根本也，谓肾间动气也，此五脏六腑之本，十二经脉之根，呼吸之门，三焦之原』。
到此为止，这个问题就停滞了，如中国文化方方面面，一切问题要到宋代之后才是后话。
关于相火的认知，分成两期，一期是金元草创时期，二期是明代修正时期。
金元医学从传承有三个重要来源，一是钱仲阳（钱乙）的五藏辨证和方剂，二是王太仆（王冰）的《黄帝内经》注本，三是《和剂局方》的方剂，可见宋代医学对金元医学亦影响很深，但宋代伤寒学对金元医学影响不大。从临床上遇到主要新问题是瘟疫（经现代考证基本跟鼠疫流行的时间吻合），故河间认为伤寒皆是热病（明代人讲的火病），故火证对于金元医学是核心命题。
现代论文常有提到钱仲阳提到『肝有相火，则有泻无补，肾为真水，则有补无泻』，这句话不是钱仲阳所讲，而是明代宋濂所讲。事实上，钱仲阳的时代，肝和热并无直接联系。
在《小儿药证直决》的肝有热章节提到：『目直视不搐，得心热则搐。治肝，泻青丸；治心，导赤散主之』，明显，热来自心，即对应心火，还分别做了鉴别，治肝和治心两种。
这个问题在肝有风甚章节则有更多的细节：『凡病或新或久，皆引肝风……………若得心热则搐，以其子母俱有实热，风火相搏故也。治肝，泻青丸；治心，导赤散主之』，意思明显，肝对应风，心对应热，子母指的是心肝，所以是风火相搏。
陈无择《三因方》首次详细论述君相二火：『五行各一，唯火有二者，乃君相之不同』，但跟后世不同，且认为是君火是主宰：『相火则丽于五行，人之日用者是也；至于君火，乃二气之本源，万物之所资始』（说理角度不详谈，跟古典政治理想是一致的，君主位尊而无为，宰相位卑而实行这套说辞），但其把君火配于心肾：『虽主配于心肾』，是从『太阳寒水、阳明燥金、少阳相火、太阴湿土、少阴君火、厥阴风木』的少阴君火而来，这点跟后世看法不同。
河间《黃帝素問宣明論方》，首列风门，但第一方却是防风通圣散，次列热门，把十九条病机中大部分热证，都认为是『皆手少陽相火心胞絡三焦之氣也』（应该读作：『皆手少陽相火氣也』，心包络三焦应该是小字注文，这样读才是通顺的，《原病式》可互考，自行考证即可），并且府气的热跟心肾两藏有关系（早期中医对于府和藏划分还是比较独立的），提到『夫肾水真阴本虚，心火狂阳积热以甚，以致风热壅滞』，即讲出风热形成的原因是，肾水虚而心火旺，结合前面的心包络三焦，热的路径是：心火出心包，心包出三焦，郁闭于三焦而形成大热。金元时期多有提及的三焦壮热，就讲的是这意思。
河间《原病式》有一段考证：《内经》提到『七节之旁，有小心』，而杨上善的《太素》：『人之脊骨有二十一节，从下第七节旁，左为肾，右为命门』。
以我找的资料，跟河间所讲的不同，杨上善提及内经原文是：『七节之傍，中有志心』，其注文是：『脊有三七二十一节，肾在下七节之傍』。杨上善亦认同『左为肾，右为命门』，此说来自《难经》，但杨上善认为『命门通名为肾』以及『左为肾，藏志；右为命门，藏精』。在此处，命门只是肾的别名而已，左右只是有点功能属性不同。
不管怎样，河间因此下了一个判断：『小心者，命门也』，又引用《难经》：『心之原，出于大陵』，又引《玄珠》（王太仆所写）谈到刺大陵穴：『此泻相火小心之原』，大陵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，于是河间认为『右肾命门为小心，乃手厥阴心包之藏，故与手少阳三焦经为表里，神脉同出，见于右尺也』，古人很多时候认定问题，根本的实据都是脉学，而非解剖学，『二经俱是相火，相行君命，故曰命门尔，故《仙经》曰：心为君火，肾为相火。是言右肾属火，而不属水也』。
说到《仙经》，看看河间怎么对待仙经的说法：『《仙经》虽有服饵之说，非其人不可也』，是因为：『《西山记》：饵之金石，当有速亡之患』、『真修道者，内事为功，外事为行，非服饵而望成于道也』。古今一对比，即可见当代对待神秘主义和修仙之类议题是如何退化的。
东垣《脾胃论》：『既脾胃气衰，元气不足，而心火独盛，心火者，阴火也，起于下焦，其系于心，心不主令，相火代之。相火，下焦包络之火，元气之贼』。基本是接着河间谈，唯独有点特别是在下焦，从脉学上，尺候下焦，而右尺候相火，所以也就不怪了。但东垣引进了肾间动气的概念：『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，闭塞其下，致阴火上冲』，并且认为脾胃湿气郁滞肾间动气导致阴火上冲。
戴人《儒门事亲》：『夫君火者，犹人火也，相火者，犹龙火也。人火焚木其势缓，龙火焚木其势速』。不但跟陈无择的君火的意思正好相反，还引入了龙火的概念。龙火的概念来自王太仆：『夫病之微小者，犹人火也，遇草而芮，得木而燔，可以湿伏，可以水灭，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。病之大者，犹龙火也，得湿而焰，遇水而燔，不识其性，以水湿折之，适足以光焰诣天，物穷方止矣。识其性者，反常之理，以火逐之，则燔灼自削，焰光扑灭』。火分有两种，一种可以用寒凉药治之，一种用寒凉药治，反而病重，需要用温热药，龙火特指此种火证。
丹溪《格致余论》：『太极，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。阳动而变，阴静而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各一其性。惟火有二∶曰君火，人火也；曰相火，天火也。火内阴而外阳，主乎动者也，故凡动皆属火。』丹溪对戴人的君火是人火没有异议，却给相火给了一个新的解释。天火命名，来自性理学，如丹溪引用的『朱子曰∶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』，道心对应天火，人心对应人火。
『把以名而言，形气相生，配于五行，故谓之君；以位而言，生于虚无，守位禀命，因其动而可见，故谓之相。』此处是解释《内经》的『君火以明，相火以位』，似乎丹溪认为明是名的通假字。
『天主生物，故恒于动，人有此生，亦恒于动，其所以恒于动，皆相火之为也。见于天者，出于龙雷，则木之气；出于海，则水之气也。具于人者，寄于肝肾二部，肝属木而肾属水也。胆者，肝之腑；膀胱者，肾之腑；心胞络者，肾之配；三焦以焦言，而下焦司肝肾之分，皆阴而下者也』丹溪从龙火之中，引进了雷火的概念（雷字来自震卦，对应肝木，目的是把少阳胆、三焦和出乎下焦的矛盾讲通），指出对应脏器是肝肾。并且指出从脏腑角度，出于下焦的原因，以及把河间和东垣之说调和了一下。
且认为陈无择研究的不深：『以陈无择之通敏，且以暖炽论君火，日用之火言相火，而又不曾深及，宜乎后之人不无聋瞽也，悲夫！』但陈无择的暖炽论被后世所接受，人身温暖的根源就是火，而这便是后世讲的阳气，中医术语之变迁，不可不考焉。
丹溪《金匮钩玄》提出治法：『君火者，心火也，可以湿伏，可以水灭，可以直折，惟黄连之属可以制之；相火者，龙火也，不可以湿折之，从其性而伏之，惟黄柏之属可以降之』
因为相火牵扯三焦和命门的问题，推进明代医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两个藏府。
虞天民（丹溪弟子）《医学正传》：『人身之相火，亦游行于腔子之内，上下肓膜之间，命名三焦，亦合于五脏六腑。丹溪曰∶天非此火，不能生物；人非此火，不能有生。夫《内经》以心胞络为脏，配合三焦而为六脏六腑，总为十二经也，其两肾本为一脏，初无左右之分。越人始分之，亦未尝言其为相火之脏。王叔和始立说，以三焦合命门为表里，亦有深意寓焉』 三焦是人体的胸腹腔的肓膜，肓指膏肓，包括脂肪组织，但范围较广，类似脂肪一样的柔软结蹄组织都是。
并对三焦有细论：『三焦者，指腔子而言，包函乎肠胃之总司也。胸中肓膜之上，曰上焦；肓膜之下，脐之上，曰中焦；脐之下，曰下焦，总名曰三焦，其可谓之无攸受乎。其体有脂膜在腔子之内，包罗乎六脏五腑之外也。其心胞络实乃裹心之膜，包于心外，故曰心胞络，其系与三焦之系连属。故指相火之脏腑皆寄于胸中，此知始而未知终也。』指出相火出乎下，并且跟胸中心包膜有关联。
又论命门：『盖命门虽为水脏，实为相火所寓之地。其意盖谓左属阴，右属阳，左属血，右属气，左属水，右属火，静守常而主乎水，动处变而化为火者也。然而相火固无定体，在上则寄于肝胆胞络之间，发则如龙火飞跃于霄汉而为雷霆也；在下则寓于两肾之内，发则如龙火鼓舞于湖海而为波涛也』用肾间对应肝胆包络之间，这种对应关系，虞天民认为的肾间显然指的是肾上腺。
孙一奎《医旨绪余》反对陈无择的命门的府为三焦，三焦脂膜如手大的说法：『人脏内景，殆与猪相类，两肾即两腰子，两腰子皆裹于脂膜之中间，或有偏长短者，不可因脂膜之垂长者，便指为脏腑也。两白脉自中出者，正肾之脉络尔。』但陈无择说的三焦，应该是肾上腺，孙一奎讲的两白脉应该是输尿管，抑或动静脉，亦未可知，脂膜应该是肾周脂肪和肾被膜。
并且引入『何一阳曰∶世传华佗神目，置人裸形于日中，洞见其脏腑，是以象图，俾后人准之，为论治规范。三国时杀人亦不少，华佗之医，不可谓无精思，岂有三焦如是，乃遗而不之载哉！何一阳又曰∶余先年精力时，以医从师征南，历剖贼腹，考验脏腑，心大长于豕心，而顶平不尖，大小肠与豕无异，惟小肠上多红花纹，膀胱真是脬之室，余皆如《难经》所云，亦无所谓脂膜如手掌大者』有战争就见过解剖，是不足为奇。
孙一奎支持三焦有名无形之说，原因是候三焦之脉，不独右尺，是上中下三部同侯：『谢坚白《难经本旨》，亦推宗《脉经》，谓手厥阴即手少阴心脉，同部三焦脉，上见寸口，中见于关，下焦与肾同诊。此其说殊合经旨，千古不易之定论也』。又论：『人多不思相火命名之义，往往以阴火作相火看，故《溯洄集》辩之。包络乃护心之脂膜，不离于心，膻中、气海、三焦之所布，皆在膈上，与心相近，故称曰相火，以其为君火之相也。余窃谓相，犹宰相辅成君德，位必相近，今马氏以三焦、包络二脉诊法部位无所着落，是为诊法部位而言，非为君臣尊卑定南北也。』古人争论有形无形，虽然说要求合乎经旨，但最后会落实于实处，实处是脉学，即诊断，这便是学问的张力。
顺便一提，唐容川讲焦通膲，是来自马玄台的《难经正义》，此说不无来源，《集韻》：『三膲，無形之府，通作焦。』膲字本义是肉不满，跟虞天民所讲最合，是肉不满所导致的通道空间，就是膲，所以可以是无形的，就如葱管中的空间，可以说是无形的。说是有形亦可，正如葱管还是有形的。
孙一奎对丹溪一并提出批评，混淆邪火和正火：『君火、相火，皆有定体，以裨助生生不息之功，不可一日而无，故曰∶天非此火，不能生物，人非此火，不能有生。若彼肝肾虽皆有火，乃五志之淫火，而非五行之正火，致人疾而为元气之贼，不可一日而有也。今丹溪不以六气之火为天火，而以肝肾阴火为龙雷之火，为天火；不以七情所感之火为人火，而以君火为人火。夫肝藏血，肾藏精，彼谓悉具相火，愚不知其何所见也。』正火就是后世所讲的阳气。孙一奎认为邪火是六气之火，也就是外感，其来源大概是：六气中有火和暑，即火有二。丹溪所讲五志之火，即是五藏之火，藏本属阴，阴虚而火起。五藏精气有余则入肾，又贼火伤元气，所以一般论阴虚独以脉诊候肾为诊断，此与现代中医理论不同（现代中医的分型基本是个简单的分类法）。
但中国文化一向为贤者讳：『愚始阅此篇，疑非丹溪之笔，已而详玩笔势，与其他撰着相类，或出于一时之意见，未遑稽考，不然，登梓时亦未暇校正窜易耶，释今不为辩校，则后之学人，不知从丹溪之长，徒执迷其阴火为相火之说，卒之认相火为贼火，不知以五志之火为贼火，其误人也甚矣！溯丹溪初心，本欲开后之聋瞽，不知此论，使聋瞽者益聋瞽也，愚故愿为丹溪之忠臣，不惮辩驳者，正欲成丹溪惠后之心，又何暇计僭逾之罪哉，同志者幸亮之』。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『五行皆一，唯火有二。二者，阴火、阳火也。其纲凡三，其目凡十有二。所谓三者，天火也，地火也，人火也。所谓十有二者，天之火四，地之火五，人之火三也。试申言之，天之阳火二︰太阳，真火也；星精，飞火也。天之阴火二︰龙火也，雷火也。地之阳火三︰钻木之火也，击石之火也，戛金之火也。地之阴火二︰石油之火也，水中之火也。人之阳火一，丙丁君火也。人之阴火二︰命门相火也（起于北海，坎火也，游行三焦，寄位肝胆），三昧之火也（纯阳，干火也）。合而言之，阳火六，阴火亦六，共十二焉。』李时珍论理先做了天人合一的论述（不用理会，其实就是重新分类，涉及的脏腑，肝胆、命门、肾、心、心包之类不变，没有异议），论及人体分了三种，阳火一种是君火，阴火分了两种，一种命门相火（湿火），一种三味之火（燥火）。
并提出不同治法：『丹皮治手足厥阴四经血分伏火，盖伏火即阴火也，阴火即相火也，古方唯以此治相火，故仲景肾气丸用之』
赵献可《医贯》对肾气丸主药提出不同看法：『今人率以黄柏治相火，殊不知此相火者，寄于肝肾之间，此乃水中之火，龙雷之火也。若用黄柏苦寒之药，又是水灭湿伏，龙雷之火愈发矣，龙雷之火，每当浓阴骤雨之时，火焰愈炽，或烧毁房屋，或击碎木石，其势诚不可抗。惟太阳一照，火自消灭，此得水则炽，得火则灭之一验也』
水中之火需要滋阴兼温阳：『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，皆濡润之品，所以能壮水之主。肉桂附子，辛润之物，能于水中补火，所以益火之原。水火得其养．则肾气复其天矣。』
水中之火，需要泻水（肾有泻法）：『且泽泻虽曰咸以泻肾，乃泻肾邪，非泻肾之本也，故五苓散用泽泻者，讵非泻肾邪乎？白茯苓亦伐肾邪，即所以补正耳，是则八味丸之用泽泻者，非为接引诸药泻肾邪。』
赵献可《医贯》提出心君非身体主宰：『玩内经注文（主不明则十二官危），即以心为主。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，谓之君主之官，当与十二官平等。不得独尊心之官为主，若以心之官为主，则下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，当云十一官矣，此理甚明。何注内经者昧此耶？』
提出身体的主宰是命门：『内经曰：七节之旁，有小心是也，名曰命门，是为真君真主』
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反对相火是元气之贼：『及见东垣云∶相火者，下焦包络之火，元气之贼也，丹溪亦述而证之。予闻此说，尝掩口而笑，而觉其不察之甚也』『且凡火之贼伤人者，非君相之真火，无论在内在外，皆邪火耳。邪火可言贼，相火不可言贼也。矧六贼之中，火惟居一，何二子独知畏火，其甚如是，而并昧邪正之大义，亦何谓耶？予闻其言，固知其错认面目矣，不觉因而失笑。』
君相二火本是一体，是生命之源，君火根于相火：『明即位之神，无明则神用无由以着；位即明之本，无位则光焰何从以生。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，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，虽分之则一而二，而总之则二而一者也』。
但，不能自不圆其说：『不知水中之火，乃先天真一之气，藏于坎中，此气自下而上，与后天胃气相接而化，此实生生之本也。是以花萼之荣在根柢，灶釜之用在柴薪。使真阳不发于渊源，则总属无根之火矣。火而无根，即病气也，非元气也。』
后世阳气说的开始：『盖两间生气，总曰元气，元气惟阳为主，阳气惟火而已』，肾间动气即元气，即阳气。
人之本在下：『盖总言大体，则相火当在命门，谓根 在下，为枝叶之本也』，接赵献可的说法，命门是十二藏之本：『命门之水火，即十二藏之化源』。
命门虚则聚湿：『又曰∶肾者，胃之关也。关门不利，故聚水而从其类也。又曰∶北方黑色，入通于肾，开窍于二阴。是可见北门之主，总在乎肾，而肾之政令，则总在乎命门』。此论湿火。真武汤是为正治。
陈士铎《本草新编》：『君火旺，则相火下安于肾；君火衰，而相火上居于心。欲居于心者，仍下安于肾，似乎宜补君火矣。然而君火之衰，非心之故，仍肾之故也。肾气交于心，而君火旺。肾气离于心，而君火衰，故欲补心火者，仍须补肾火也。夫肾中之火既旺，而后龙雷之火沸腾，不补水以制火，反补火以助火，无乃不可乎？不知肾水非相火不能生，而肾火非相火不能引。盖实火可泻，而虚火不可泻也。故龙雷之火沸腾，舍肉桂，又何以引之于至阴之下乎。譬犹春夏之间，地下寒，而龙雷出于天；秋冬之间，地下热，而龙雷藏于地，人身何独不然。下焦热，而上焦自寒；下焦寒，而上焦自热，此必然之理也。我欲使上焦之热，变为清凉，必当使下焦之寒，重为温暖。』
郑钦安《医理真传》发挥聚湿：『古人以阳气喻龙，阴血喻水，水之泛滥，与水之归壑，其权操之龙也。龙升则水升，龙降则水降，此二气互根之妙』，此处阳气即肾间动气，此论湿火，开启温阳法，但燥火与此不类。
《类证治裁》总结《张氏医通》的火证脉诊，较为简洁，故录之：『火脉洪数，虚则浮。《脉经》火性燔烈，抑之则空，故火盛脉浮取洪大，中按软阔，重按空豁。』典型阴虚脉。
『洪盛满指，为实火；数大无力，为虚火。恶寒战栗，脉小匿者，为火郁。』火郁脉若见小脉必兼紧象，重按实而躁动，是火抑之象，正宜火郁发之。
『弦细而数，按之益坚，为少火气衰，而见肝肾真脉，非火使然，乃虚劳剧候。』古人不识虚劳中有柴胡证，此少阳脉。
『或更虚大疾数，为壮火食气，耗竭真阴，虚阳飞越之象。久病得此，百不一生，惟元气暴脱，犹可峻补以敛固之』重症病人可见此脉，补之、敛之未必有效，尽人事听天命而已。
『脉洪而重按益实者，有形之湿热，与火无预。』原文本是重按如滚珠，此湿热，宜用苦寒泻之。
高鼓峰《医宗己任编》：『谓虚实？有阴虚、有阳虚、有先天之阴、阳虚。何谓阴虚？血虚也。何谓阳虚？气虚也。血虚者，补其血，四物汤之类是也。气虚者，补其气，补中益气汤之类是也。先天之阴虚，六味左归之类是也。先天之阳虚，八味右归之类是也。』即现代所谓肾阴虚和肾阳虚。
『仲景原方以此六者驾驭桂附，以收固肾中之阳。至宋钱仲阳治小儿行迟齿迟，脚软囟开，阴虚发热诸病，皆属肾虚，而小儿稚阳纯气，无补阳之法，乃用此方去桂附，用之应手神效，开聋聩而济夭枉。明薛新甫（薛立斋）因之悟大方（指大方脉）阴虚火动，用丹溪补阴法不验者，以此代之立应，自此以来，为补阴之神方矣。赵氏得力于薛氏医案，而益阐其义，触处旁通，外邪杂病，无不贯摄，而六味之用始尽矣。』滋肾生肝饮等诸方，皆是六味地黄丸合逍遥散加减，其意六味地黄丸滋阴，逍遥散开木郁，要之，阴虚火旺之火，古人皆知其本是郁，郁即是火，火即是郁，未有二义。
『一妇人胃脘痛，勺水不入，寒热往来。或从火治，用芩连栀柏。或从寒治，用姜桂茱萸，展转月余，形体羸瘦，六脉弦数，几于毙矣。予曰：此肝痛也，非胃脘也，其病起于郁结生火，阴血受伤，肝肾枯干，燥迫成痛，医复投以苦寒辛热之剂，胃脘重伤，其能瘳乎？急以滋肾生肝饮与之，一昼夜尽三大剂，五鼓熟寐，次日痛定觉饿矣，再用加味归脾汤加麦冬五味，十余剂而愈。』
魏玉璜《柳洲医话》：『虚人肝肾之气上浮，宛如痰在膈间，须投峻剂养阴。俾龙雷之火，下归元海。』此论燥火。叶天士支持此论：『龙雷之起，总因阳亢，宜滋补真阴』
反对加桂枝、附子：『阴虚证，初投桂、附有小效，久服则阴竭而死，余目击数十矣』
弦脉有滋阴：『孙文垣治吴肖峰室，善后不用滋水生木，弦脉安能退哉』
火证必有痰之说：『木热则流脂，断无肝火盛而无痰者』，陈士铎亦持此论。
龙火是肝病：『肝木为龙，龙之变化莫测，其于病也亦然。明者遇内伤证，但求得其本，则其标可按籍而稽矣。此天地古今未泄之秘。《内经》微露一言曰∶肝为万病之贼，六字而止。似圣人亦不欲竟其端委，殆以生杀之柄不可操之人耳。余临证数十年，乃始获之，实千虑之一得也。世之君子，其毋忽诸。』
外感加肝病是温病之渐：『火盛而郁者，多畏风畏寒』
肝病可遗传：『余常见父母有肝病者，其子女亦多有之，而禀乎母气者尤多』，柴胡证有一家人都是的，比如@参草。
提出新治法，这方可以治现代中医讲的肾阴虚，是同义，只是术语有变迁：『余自创一方，名一贯煎，用北沙参、麦冬、地黄、当归、枸杞、川楝六味，出入加减投之，应如桴鼓。口苦燥者，加酒连尤捷。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。』
案：肝病有呕吐、胃痛、眩晕、吞酸、肋痛、泄泻。此处论的肝病，多有互词是血燥（血虚燥热）、肝郁阴虚、阴虚火旺。
案：读过《柳州医话》、《医宗己任编》，再读叶天士的《临证指南医案》的肝风、眩晕、呕吐等章节，就能懂其义。中医历代传承源流，非精研与博览古籍，而不能知一二。
相火从命门而出，即为肾间动气，与肝相接（即肝内寄相火），出而为胆火，游行于三焦，上下升降，无所不至。郁则生热，而成邪火。如外感闭卫气，继而气郁，气郁则上焦不行而发热。又如饮食内伤，肠胃痰浊，阻滞胆汁宣行，滞则郁而发热。总之，火证不一，治法则多非治火，而是治火证之缘由。譬如痰热治痰，气热宣气，燥热润燥、虚热补气，皆非清热。为何如此？我与秋风兄讨论（他西医比我好），中医所谓肝病多是西医所谓免疫性疾病，与免疫机制有密切关联，此说可资参考。
先贤或引仙佛、或引术数援其说，后贤以为不类，大悖经旨，是不读内难所致。实则责备太过。古人有云：自古传道，气若游丝，若存若亡。是天命所致？还是人力所致？我想用吴鞠通先生的一句话颇能体察先贤的困境：『进与病谋，退与心谋』（此心谋包括读书、看医案、思考），在此进退之间，道尽历代中医学家的艰难挣扎。
又可见医道正宗本是一贯，未有分派。历史的变迁，典籍流散，汇集诸家而未审等诸多原因，中医学发展至今，用程子的话，可谓是：医门淡薄，收拾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