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3）在泸沽湖的意外收获

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，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。他靠的什么呢？就靠的临床的功夫。但，在我从师以后，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，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，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“统一场论”，因此，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。所以，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，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。先师去世后，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，而临床上，总觉得思路打不开，心里没有底，效果不稳定。有些时候听人说，刘力红真神，那么顽固的病，到他手里，几剂药就好啦，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，刘的理论还可以，临床却不怎么样。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，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，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，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。心里明白，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，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。前面我提到，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“高手”呢？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。

1999年8月，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，前往云川交界之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《伤寒论》讲座。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，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。学成回美国后，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，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，他迷恋上了中医，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？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，而转过来学中医，教授不做，反而来做学生。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。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，是在痛苦中学中医，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，这个对比太鲜明了。我在泸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，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、有硕士、有本科生，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、画家。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，下午他们自己安排，可三天下来，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，要求下午连续讲。十多天讲座结束了，每个人都依依不舍，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。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，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，只要方法恰当，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。

在这次讲座中，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。出于感谢，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，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。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，开始是自学中医，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。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，真像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。不过，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，田老师临证善经方，用药不过八味，故此得名。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，因为应诊者极多，日看三四百，故常无暇问病，而多以脉断之。有是脉则定是证，而用是方，临床疗效极佳。曾老从师田八味后，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，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，对《伤寒论》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，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，疗效亦多高出同道。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，我搞伤寒虽然多年，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，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，总觉还不自如。搞伤寒，却不能用伤寒方，那叫什么搞伤寒？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，于是我请求付博士，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。就这样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，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。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，曾老是个直爽的人，也觉得与我投缘，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，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。2000年11月，我把曾老接到广西，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。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，前面所讲的那个坎，被曾老这一带，就轻轻地迈过来了。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，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。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，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，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，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，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，也在稳步上升。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，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，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，但效果欠佳。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，你会怎么思考呢？又是红，又是肿，又是痒，一定是要清热，要解毒，要祛风，要止痒吧，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。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，脉浮取可见，但有涩象，不流利，这是一个什么病呢？这还是一个太阳病，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，阳气怫郁所致。《伤寒论》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，治疗的原则是“更发汗则愈”，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，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，两剂药后平复如初。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，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？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。的确，要是在过去，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，红肿属热，应该用泻肝的方法。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，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。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，这样一个思路，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。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。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，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，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，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。所以，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，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一种言传身教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？

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，它的教育，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，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，那么，形而上的部分呢？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，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。所以，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。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，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。但是，现在看来不行了，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。随着众多名老的谢世，中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“师”还会有吗？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，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。这批人少有师传的法脉，他们很难体会师传，亦不知道何以授徒。现在的研究生，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，还是博士这个层次，管导师叫什么呢？叫老板！为什么叫老板呢？这应该不是偶然，应该事出有因。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。